德副总理进行党内批评:后现代令德国人的灵魂流离失所

半夏翻译   2017-12-26 17:18  

圣诞前夕,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在《明镜周刊》发表署名文章,探讨了他所在党派社民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近几年欧洲多个国家的社民党在选举中失利,看似各不相关,背后又有何种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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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尔

以下是全文:

德国社民党人一直在纠结是否应当加入基民盟、基社盟的大联盟中。鉴于社民党在2009年和2017年的大选中都接连失利,回答这个问题着实不易。社民党党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有人支持加入到默克尔所领导的政府之中,也有人明确反对。但这个难题无法掩盖其背后更深层次的事实。纵观德国邻国,多国社民党遭遇选举失利,仅仅从各自的国家寻找缘由是远远不够的。

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世界发生了很多根本性变化。150年来社民党的政治理念建立在共同利益、集体行动和以团结为基础的社会之上。个性化的生活观念对社会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同时国家又不能很好地履行其福利承诺。简而言之:上世纪下半叶,社民党获取成功所需的条件几乎都消失殆尽。如果社民党无法就这些问题和挑战找到可靠的答案,那么无论社民党未来选择和姊妹党团共同执政,还是作为反对党存在,都将在德国遭遇更多失利。

右翼民粹的兴起与左翼民粹的兴起道理无异,都是对现代成就的一种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现代的叛逆。我斗胆提出一个相反论点,这个观点乍一看可能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右翼民粹主义并非反现代的运动,而恰好是向往这种现代性的一种表达。

右翼民粹主义是对上世纪末诞生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叛。现代民族福利国家在上世纪末面临压力。与此同时,家庭和和性别关系秩序通过个性化和解放而丧失了力量和重要性。我个人的家庭经历也让我深切体会到了解放的代价。但是这种自由是双重的:不仅独裁者消失了,权威也丧失了。从教师到警察,从雇主到工会领袖,从体育到媒体到教会。后现代“怎样都行”的战斗口号既平衡了安全感和方向感,又抽离了这种安全感和方向感。后现代主义对二战后产生的现代主义的替代发生在一个广泛的阵线上,其发展动力是是法国思想家所想象不到的。这一潮流与近30年来经济和生活条件极端自由化相一致。新自由主义替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新宠。因此“股东价值”在德国取代了“莱茵资本主义”。人们渐渐将责任和义务看作是阻碍全球化竞争所必要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的障碍。

此外,二战结束后产生的现代主义有着明晰的游戏规则,例如德国二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社民党的承诺也是世界现代主义潮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尤其是在欧洲。事实上这有可能为驯服资本主义创造良好的国家条件并明确方向。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回到那个年代。正是社民党以及社民党取得的国家成就影响了那个年代。人们会嘲讽道:反后现代主义的人渴望回到社民党时期的好时代。

用国家立法驯化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用它的灵活性压制着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触手不断伸向新的低成本的方位,伸向那些工资低、税率低且社会和环境立法松散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它更想找到公正荒漠中的避税天堂。从这个角度看,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对自由主义的反抗。所以这种潮流对社民党的追随者而言如此诱人。

工作和生活世界的孤立导致了家庭、协会和团体的瓦解,这又是德国不得不悲伤地告别现代时期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德国的现代阶段并未完成,虽然很多绿党和自由人士认为德国的现代已经完成。对不少人来说,2015年德国开放边界象征着德国多元文化和多元化的形成,同时又是德国失序的开端。这其中不乏社民党选民。多元化,包容,平等,政治正确同样也是新右派的目标。这些价值观并不是现代时期的核心产物,而是后现代时期的产物,这些价值观也促成了现代时期的极端解体。人们曾为现代时期取得的成就欢呼雀跃,现在却成了这些成就的受害者。现代强调个性、多样、自由和富裕,但也要求适度和调节。这些价值观的泛滥滋生了后现代主义的激进。

欧洲所有社民党过去在回应全球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时都犯过类似错误,德国社民党自然不例外。我们在讨论国家经济问题时总是关注于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对于我们而言,提高国家竞争力比让民众获得高工资和高退休金重要。此外我们在后现代自由主义的辩论中总是在文化方面把自己视为进步人士。有些时候环境和气候保护对我们而言比保持我们的工业地位还要重要,隐私保护比国内安全更重要,社民党在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过程中功劳最大,我们还强调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养老金水平等等。看看美国民主党人的变化就知道聚焦于后现代主义这些话题有多么危险。若失去了美国“锈带”区工人的选票,加利福尼亚的潮人也无能为力。

我知道环境与气候保护、数据安全以及权利平等对人生规划多么重要。然而我们在行动中应当问自己,我们是否足够贴近社会,我们是否认同那种后现代主义“怎样都行”的战斗口号。我们还面临着其他话题,包括民众话题、文化话题和后现代话题。说得狠一点就是:我们当中绿得太多,红得太少。

如果说我想要更“红”一点,我不是说想陷入到“社民党是否应该更左一点”这个辩论上。在关于经典的再分配问题的辩论上,人们很快就会陷入疲累。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化态度和身份认同,在这个日益混乱的世界里,正是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困扰着一大部分选民。德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是对脚下这片踏实的土地的向往吗?这片土地连接着一个叫做“祖国”的概念,这个概念总会让我们联想到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东西。面对德国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构成,对“主导文化”的渴望仅仅是一个保守化的宣传理念吗?或者说我们的选民真的向往一个看似无拘无束的后现代世界?

所以说欧洲的右翼思想家经常宣称自己在从事“认同运动”这并非巧合,因为这场运动关乎身份和身份认同。

人们目前已经将社民党人同无法辨别的后现代主义等同起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实现现代时代应该实现的那些成就,包括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社会团结。欧洲的社民党人一次次地参加国家选举,对社民党人来说,国家的会议永远比国际会议更为重要,我们仍旧任由金融资本的权力通过税法压制着我们。

我坚信,德国社民党人的危机不是由组阁导致的,而是与彻底发生变化的社民党的政策框架相关。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些变化并认识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我们未来的选举情况才有机会改善。这样看来社民党人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参与组阁。同意组阁或者反对组阁都有充足的理由,无论最终做出什么选择,都无需担心害怕。

不论我们同意组阁或者拒绝组阁,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变,这意味着我们的政治理念要欧洲化和国际化。和我们传统的以自由、团结、平等和公正为主的价值观一样,这两个理念也应该成为我们区别于其他政治竞争者的显而易见的特色。社民党领袖马丁·舒尔茨说得对:要更加重视国际合作和欧洲范围内的合作。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兑现社民党的承诺,实现驯化资本主义并且造就有利于社会团结的市场经济。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经取得过成功,现在也能在欧洲范围内取得成功,并且超出欧洲范围取得成功。这条路很费劲,这一点社民党比德国其他党派都要清楚。但我们必须清楚:一个更好的德国,一个更好的欧洲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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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半夏 关键词: 社民党 加布里尔 德国社民党 德国大选 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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